【本報綜合報道】粵港澳大灣區確實有一些體制機制障礙，對於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的便捷流動有一些規則的限制。目前的關鍵是，怎麼能更好地把“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和天然形成的大灣區的優勢更加聚集起來，將其能量聚集起來，形成一個更加強有力的增長。今年的博鰲亞洲論壇，再次描繪了建設世界級灣區的美好藍圖。

冀建一小時生活圈

“在亞洲發展大局裡面，粵港澳大灣區有十分特別的意義。由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已經提升到國家戰略發展層面，它的成功將決定於它的創新能否為這個灣區高品質發展提供新的動力，以及發揮中國與亞洲其他地區，以及全世界的重要聯繫。”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9日在參加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粵港澳大灣區分論壇時表示。

她在會上透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規劃很快將要出台，目前粵港澳三地政府正籌備舉行宣講會，準備一道去海外進行推廣。她表示，隨著香港開通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等重大跨境基建，將實現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進一步促進大灣區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

林鄭月娥坦言：“要建設舉世矚目的粵港澳大灣區，中央的大力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我們三地政府現在也希望能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出台以後，中央有一個高層次的領導指導我們的工作，為我們排憂解難，把這個事情做好。”

在南豐集團CEO、香港前財政司長梁錦松看來，人才是知識經濟、創新經濟中最重要的角色，如何培養、留住、吸引人才，都是政府需要去思考的問題。“粵港澳大灣區，在三地之間過關是需要排隊的。我經常到深圳開會，如果每天花在過關上的時間太久，就影響人才發揮的能力。建議三地政府為人才頒發‘大灣區證件’，用高科技的過關方式，減少通關時間。”梁錦松表示。

打造世界科創中心

至於如何將大灣區內現有的三個自貿區的互聯互通進一步提升，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在論壇上認為，大灣區裡面有三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可以建一個自由貿易區聯盟，先讓這三個試驗區和香港、澳門對接，先行先試一些新的做法。“在一些有關貿易的做法上，例如關稅的對接，包括其他方面的互聯互通，都可以在這三個區域建起來。”

樊綱表示，香港亦可借大灣區建設將本地大學科研技術進行轉移，與“中國矽谷”之稱的深圳進行角色互補。目前香港與深圳的創新科技發展各有優勢，香港科研由大學主導，多從事上游尖端的研究，但本地製造業北移，使科研缺乏中游轉移及下游生產，而深圳科研則由產業主導，著眼於中下游應用研究。

以豐銀行為例，近日該行宣佈在廣東及香港設立專注服務創新科技企業的服務團隊，以拓展珠三角地區高科技行業帶來的商機，並通過更緊密的粵港聯動為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提供金融支援。

據悉，過去3年該行在廣東地區的高科技企業客戶數量增長超過一倍，未來“創新與科技業務團隊”將專注服務科技創新企業，尤其是新經濟領域內的中小企業。

博鰲熱議灣區“一二三四”

【本報綜合報道】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四個核心城市，粵港澳大灣區的“一二三四”格局是它最大的特點和優勢，也是大灣區融合的難點與痛點所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過程中如何克服難點、發揮優勢，成為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的熱點議題。

當前，廣州、深圳、香港、澳門四個大灣區核心城市間的聯繫日益緊密。以深港跨境往來為例，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2016年香港和內地之間日均有65萬人次跨境往來，相當於一個移動的中等城市。世界上沒有兩個城市之間如深港一樣，跨境往來成為工作生活常態，兩地居民活動半徑彼此覆蓋。

大灣區配套基礎設施正在加速建設。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深中通道等重大項目將於未來數年間落成啟用。廣東省發改委已啟動《粵港澳大灣區城際鐵路建設規劃（2020-2030年）》編制工作，未來粵港澳大灣區有望建成“一小時城軌交通圈”。

日益密切的交流為大灣區建設奠定基礎，也呼喚更深入的社會融合與制度合作創新。與會人士指出，粵港澳三地屬於不同關稅區域，經濟制度、法律體系和行政體系存在差異，各類要素還難以完全自由流動，一些領域還存在同質化競爭和資源錯配現象，這些難題亟待破解。

促進粵港澳法律銜接、改善營商環境、探索科技創新合作路徑等，已作為推動大灣區“一二三四”揚優補劣的重要方向。目前，廣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橫琴以及江門大廣海灣經濟區、中山粵澳全面合作示範區等一批重大粵港澳合作平台正在積極建設，政府與業界也在探索設立粵港澳產學研創新聯盟，推動三地開展核心技術研發、科技成果轉化和國際技術轉讓等領域深度合作。